这可能是最需要被救助的孩子收到的最好六一礼物

    2018-06-13   来源:未知   张娟

    原文转自公众号:童书妈妈三川玲

    (ID:tongshuchubanmama)

    【写在前面】

    大概50多天前,白滔滔先生在“童书妈妈三川玲”的平台发表了下面这篇文章,为“小额爱心”项目呼吁筹款,为的是帮助那些因为案件受到伤害的孩子。让我们欣喜的是,文章发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爱心朋友的支持。截至发稿时,项目共计筹集到237704.49元善款,累计捐款人次2889人。粗略估算一下,这些善款可以为大约120个孩子雪中送炭,帮助孩子走出眼前的生存困境,让受伤的孩子在痛苦中不绝望,对未来的人生重新充满信心。

    文章发出后,很多朋友留言,希望“小额爱心”开通月捐,让项目资金来源稳定、资金链不断裂,让更多受伤的孩子得到支持。此后,我们与合作伙伴9958一直在努力实现月捐的目标。就在今天下午,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小额爱心”月捐项目在新华公益的公募平台正式上线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们特别希望与您分享这个好消息,如果您希望支持项目,可以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或者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进行支持。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有一个很大很美的心愿——希望全天下的孩子都温暖、健康、快乐、平安。如果此刻,正在看文章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愿意把您的爱分享给这些最需要帮助的小朋友,这可能是他们收到的最好六一礼物。

    这三位律师用了19年,帮助了1000多个全中国最应该被救助的孩子

    作者:白滔滔

    为了这件事情,我可以拉下所有的面子,去“请求”所有人!

    你可以质疑我,你可以谩骂我,你可以把唾沫吐到我的脸上,我还可以微笑对你,只要你肯捐助这个项目。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人。这个故事发生在19年前,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偶然听到的这个故事。

    说实话,我是一个内心很孤傲的人。但是,我听到了这件真实的、已经发生了19年的、前前后后有几百人参与的、帮助了1000多个全中国最应该被帮助的孩子的故事之后……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可以拉下所有的面子,去“请求”所有人!

    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有一种“憋”在心里的感觉——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所有人听;我想让这么多的好人,让大家知道;我想这个项目,得到更多人的参与和帮助;我想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就算在最黑暗的地方,还有一束光存在;我更想让所有人感到,这个世界,的确有残酷、冰冷的一面,但是,也有一群人在用自己的力量,在守护一份温暖。

    他们却说,这个故事已经发生了19年了,不着急,再等一等。

    于是,就等到了今天。

    第一位律师,是北京的一位律师,女性,她叫王毅伟。

    初次见到她,是在一个关于儿童救助的会议上。没想到,她的第一句话,竟是让我们猜她的年龄。

    这还真不好猜,尤其是女性的年龄——我见她目光灼灼、面色红润、头发乌黑,就斟酌了一下,说顶多五十出头。

    “去年,我坐公交就不用买票啦!(北京公交车免票的年龄是60岁)”,她主动公布答案,眼睛里的兴奋劲儿像个孩子。

    “从1999年,我参与一件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案件,为案件中16岁的受伤女孩儿提供“小额爱心”资助到现在,已经19年了。”

    是的,故事最早发生的时候,是在19年前;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小额爱心”。

    什么是“小额爱心”呢?就是专门来救助那些被严重侵害的儿童的,比如性侵、虐待、校园欺凌等等。当犯罪者被刑事处罚后,由于这些犯罪者往往没有赔偿的能力,受到侵害的这些孩子是无法获得赔偿的。

    可以说,这些孩子是全中国最应该被救助的孩子。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正常的生活,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期望。

    当办理这些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办完案件自己都感到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的时候,就会来申请这笔“小额爱心”。

    既然是“小额”,也就是不多的几千块钱。但是,这对于受到侵害的孩子,真的就是雪中送炭了。这看似不多的几千元,可以帮助他们马上就医,治疗被伤害的身体;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最迫切的穿衣吃饭问题;还可以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未来可以自立的技术……

    这笔捐助,会经过法官、检察官、律师给到孩子。对于这个孩子,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无疑代表的是法律,是国家,是尊严,是正义。也就是说,当一个对世界已经绝望的孩子,拿到由法官、检察官、律师亲手给到他手里的这笔捐助的时候,他获得的不仅是资助,更是对整个人生的希望。

    “小额爱心”帮助的,就是在法律案件中,陷入困境的孩子。有的孩子,被性侵了,罪犯被判刑了,孩子得不到任何赔偿,我们帮助她;有的孩子,受到虐待,身体受到了伤害,也得不到救助,我们帮助他;有的孩子,父母被判刑了,没有人照顾,我们帮助他;甚至,有的孩子,因为年少冲动犯罪了,为了让他们不自暴自弃,我们也帮助他…

    如果说,我们有爱心去帮助别人的话,那么,这群孩子,无疑是全中国最应该被帮助的孩子。

    如果说,全中国有一个慈善的项目,是最值得信任的话,那么,肯定是这个——由办案法官、检察官、律师来经办的小额爱心项目。

    19年了,这个项目已经19年了。19年,是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到成年的时间。这19年来,小额爱心发生了太多太多故事了。

    王律师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孩子刚刚1岁多的妈妈,遭遇到的是什么呢?她的老公,孩子的爸爸,被杀害了。在领判决的时候,妈妈说要去趟洗手间,结果就把孩子留在那里,自己走掉了。

    看起来,这位妈妈很绝情,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在孩子父亲死亡之后,无法得到赔偿的妈妈,要面临的生活是什么。那些天里,法官就成为了孩子的“妈妈”,给孩子喂奶穿衣、把屎把尿。后来,我们找到了这位妈妈,当我赶到法院把几千块“小额爱心”资助款送到妈妈手中的时候,我握着妈妈的手,感觉那是一双70多岁的人的手,满手老茧,而实际上,这位妈妈才30多岁。

    在孩子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给困境中的他们一点帮助和温暖,让他感觉到:这个社会还有人关心我,也有人愿意帮助我。那么,今后就算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也要好好成长,以后我也要去帮助那些困境中的人。

    第二位律师,是香港的一位律师,女性,她叫黄倩怡。

    为了做这件事,她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

    王毅伟和黄倩怡相逢于十几年前,因为办一个案子而结缘。

    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黄律师持续为“小额爱心”提供资助,13年来从未间断。从一开始的几万块钱,到之后每年资助20万元。总数大约有200万,这笔钱对于一个企业家,或许不多,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不算少;而正是这笔资金,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最应该被救助的上千个孩子。

    黄倩怡律师对待钱的态度,很让人匪夷所思。

    她在香港执业,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就是一条普通的牛仔裤,一件羽绒衣,背一个包,一条围脖一围的最简单的装束。更过分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衣物,她还要去跳蚤市场上买,她的一件毛衣,就是用10元钱买来的!

    但是,前几年,她为了更好地支持小额爱心,竟然把北京的房子给卖了——大家都知道,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意味着什么——很多人都对她说“你再怎么着,也得给自己留些养老的钱吧。”而黄律师却淡淡地回答,“我觉得把钱用在这件事上更有意义”。

    有一次,黄律师得知小额爱心中的的一位被资助的女孩儿,自己有考大学的意愿。就对具体办理的律师说,“你帮我跟进一下,她明年考大学,如果真考上了,四年的学费我可以全部资助她“。

    小额爱心的项目,正式的启动是在2005年,到今年的3月底,一共资助了1203个孩子。

    每年,负责执行的律师,都会为“小额爱心”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让每一个案例、孩子的情况、资助的情况、受资助人签字都清清楚楚。去年,北京中致关爱儿童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同时负责乡村幼儿园发展计划CKDP和小额爱心),我们仍然会继续准备这份报告,让所有的爱心人士放心。

    当然,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让他们能轻松地长大,我们会将隐私信息进行妥善处理。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小兴的故事。

    小兴是女孩,与弟弟妹妹跟随母亲在北京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因为老家地震,母亲需要回去修理房屋,小兴就留在北京,边上学边边照顾弟妹。就在这段期间,一个有前科的无业人员,多次钻窗入室对小兴强行猥亵。后来,犯罪人因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刑。

    案发后,母亲带小兴和弟妹回了老家,靠卖菜为生,可祸不单行,母亲因车祸受伤,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负责此案的检察官真的是于心不忍,代小兴申请了“小额爱心”,小兴拿到了2000元资助款,渡过难关。

    后来,争气的小兴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可又面临没钱交学费的难题,项目组得知这个情况后,又再次资助她2000元,让小兴能继续上学。

    第三位律师,是北京的一位律师,男性,他叫佟丽华。

    他是“小额爱心”项目的执行负责人。

    这几年来,在我参与一些儿童保护的实际的工作的时候,我会和立法机构、研究机构、检察官、律师、NGO组织……一起来探讨“为什么中国还存在那么多侵害儿童的事件,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我发现,其实,在儿童保护领域,有很多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很多年,非常艰苦、困难的、不为我们所知的工作。

    这些人里,有联合国儿基会、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有在最高法、最高检、妇联等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在基层的少年法庭的法官、检察官、警察,有在大学从事儿童保护的教授学者,有儿童心理、安全等领域内的专家老师,有热心公益事业长期捐赠的企业家,有在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等媒体等记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从事的“儿童保护”的工作的缘故,无论具体在什么机构,都非常的单纯、真诚、善良——就在“小额爱心”的会议上,一位参与多年的法官,甚至当场写了一首诗,献给所有的与会者,可爱之极。

    在这些“可爱的儿童保护工作者”中,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在很多场合,包括一些非常正式的大型会议中,都会在发言时向一个人致敬——这在中国这个非常含蓄的国家里,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致敬是发自内心的。

    我认识这个人,已经有五年多了。这五年来,我了解到他的所思所想,见到他的所作所为;看到他义愤填膺,也看到他疲惫神伤;在电视上看到他发表论点,也和他在简陋的食堂吃工作餐……

    在和佟丽华交往的这些年,我知道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儿童保护第一人,但是,他还是有很多很多做的事情,不为我所知。就像这个“小额爱心”,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直到要成立“中致儿童基金会”的时候,他才娓娓道来。

    我很激动地问他,“这项事情,你做了多久?”他说,“有十几年了吧?”我说,“怎么这么好的事情,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呢?”他很平静地说,“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还记得,我刚知道他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修订时最初草案的执笔人,还当面质问他,“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中,保护儿童的实际条款那么少?!“

    他听了之后,没有太激动,很平静地说,“当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收到国内的来信,要我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起草工作。我去问学校老师的意见。教授说:‘回去!我们从事法律研究的人,穷其一生能够参与到一部法律的制定中去,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你的时机赶得好,要把握住。’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多岁。当时,我们一共起草了300多条。大家现在争论的几乎所有儿童保护的情况,我们当初都列在了条款中……”

    我追问:“那怎么最后才100多条呢?”

    他回答:“作为十八大的全国代表,我也曾就立法的程序等问题,专门做过提案。”

    2016年,全国人大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当中有相关的大量的条款跟儿童保护有关,在这些立法和政策的修改过程当中,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还深入参与《反家庭暴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工作……

    佟丽华先后承担过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团中央、北京市人大等单位委托的重大课题;他还撰写和主编《未成年人法学》《和谐社会与公益法》《中国农村法治热点问题研究》《谁动了他们的权利》《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等70余本法律图书,其中有21本分别获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图书奖一、二、三等奖。

    其实,他从事儿童保护工作,到今天已经将近20年了。从儿童保护法立法,到法律援助,到家庭暴力,留守儿童,农民工权利,老年人权利……他带领着几十个公益律师,为中国弱势群体做了太多太多的实际的工作。

    他从1999年开始做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创建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到2017年共接待咨询50000多人次。

    在2003年,他又创建了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免费给农民工打官司的公益组织。从2005年到2017年底,中心共接待咨询超过22万人次,涉及金额6亿元以上,帮助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1.87亿元人民币。

    ▲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位农民工给佟丽华讲他现在的幸福生活。

    佟丽华不是那种先为你免费打官司,打赢了再收手续费的律师。他的公益很彻底,就是全部免费,无论什么样的案件,不收取一分钱。他在工作中有铁规:在办案过程中,律师和当事人一起坐车,由律师付车费;和当事人一起吃饭,由律师付饭钱。他创办的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成立两年的时候,光是为农民工免费复印的材料,就多达25万多张,按市价计算,值五六万元。

    一天,佟律师接到了一个旅馆打来的电话,说一对广西壮族姐妹已在他们这儿生活了2个多月了,孩子的亲人却始终没有露面,希望得到他们的法律援助。放下电话,他和同事立即赶到旅馆,在一个地下室里,他们看到了两个小女孩,一个11岁,一个7岁。

    “7岁女孩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她们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理应是她们最亲近的人。他却再无音讯。”佟丽华买了火车票,又派了名女同事专门护送两个女孩回广西,同时,他们为姐妹俩提供了法律援助。

    贵州金沙11岁女童惨遭亲生父亲“酷刑”,饱受虐待长达5年;未婚妈妈遗弃新生儿;两岁幼童被锁;断臂少女四年维权;三鹿奶粉案受害儿童赔偿;四岁女童被继父猥亵案;五岁幼儿因公安干警不履行职责致死……每年每月每天,他和他的律师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案件。

    有一天,我去他们那里,刚好看到佟律师从办公室里出来。他的脸色很苍白,对我说,“刚刚接到一个贵州毕节儿童极端事故,我马上去有关政府部门研究这个事情”,“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儿童侵害到事情,所以,我也需要换换心情,来,我们聊聊CKDP帮助乡村幼师开心的事儿吧!

    CKDP项目帮助的某个乡村幼儿园的孩子们

    过了几天,我才在媒体上看到,原来贵州毕节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儿童集体自杀的惨案。

    我问他,为什么刚开始商业律师做的好好的,要转为如此艰难的公益律师,而且,还带着几十个优秀的律师,几十年来,专门为弱势群体免费打官司的律师呢?

    他似乎觉得这很自然,“我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特别崇拜里面的大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时,我就想做一名扶危济困、匡扶正义的大侠。”

    他说,现实中,他也并没有把所从事的公益法律服务归结为情怀或理想,他开玩笑说,这更像是实现他的"大侠梦",而他的刀剑就是法律。

    佟丽华创办的青少年中心和农民工中心,历史性地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这是在日内瓦,佟丽华律师正在一般性辩论环节进行发言。

    佟丽华是全国知名公益律师,也有很多的头衔,不仅是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还是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十八大代表,他还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五四青年奖章的获得者、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主任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

    ▲ 2012年10月4日,国际律师协会公益和实现正义委员会,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国际律师协会年会上,正式向佟丽华律师颁发了唯一的“年度公益法律人物”奖项。

    他被誉为“中国公益律师界的领军人物”,连续四次获得“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称号,两次“全国十大法治人物”和2012年国际律师协会年度唯一公益法律人物等众多荣誉称号。他作为全国唯一律师代表,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依法治国”的彩车游行。

    可是,他经常很坦诚地说,“我就是个农民“。

    佟丽华曾经带领律师,为68名农民工讨薪了5年,追回了3万多元。律师为此付出的交通、住宿等维权费用,却远高于拿回来的3万多。但是,佟丽华却认为很值。

    他帮助过的人,很多很多;他遇到过的困难,也很多很多。有很多人尊敬他、感激他;也有很多人恨他,打击他。在很多领域,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在大众层面,他仍然不为所知。

    他思考他认为有价值的思想,他去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他说:“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去观望,也不会停下来彷徨,一切都是可能实现的,只要我们一直努力去做。”

    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想让你们认识的三个人,你们应该也认识了。但是,我还想说,小额爱心,在这三个人的背后,还有几百位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记者、志愿者……正是有了他们的参与,这件堪称伟大的“小事情”,才在中国做了19年。

    最后,我恳请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项慈善的项目中来,捐献你们的善款;我们也渴望“小额爱心”的力量不断壮大,不仅有佟丽华、王毅伟和黄倩怡,还有你,我,他。

    为了这件事情,我可以拉下所有的面子,去“请求”所有人!

    是的,你可以质疑我,你可以谩骂我,你可以把唾沫吐到我的脸上,我还可以微笑对你,只要你肯捐助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此时此刻,最真诚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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